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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这是一部与众不同、如自传体小说般的深度游记。它讲述了作者以国际志愿者身份到以色列南部一个名叫内奥·茨马达的基布兹（集体农庄）生活、劳作、思考的故事。全书包括引子和31天的纪录，虽然形式如此，却又不是简单的日记。在内奥·茨马达生活的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激情、专注与澄澈合一，视野、生命与行动一体，没有人在乎你有什么特长，也不在乎你有什么缺陷，没有特权，没有歧视，所有人的都在一起劳动，一起成长，让作者、读者都感受到了内心真正的和谐。作者记录下了内奥·茨马达特有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劳作以及冥想，同时又将以色列的文学、历史以及他此前对各城市、各名人的踏访穿插其间，内容宏阔、深邃，语言轻盈、睿智，极具可读性。

游记都是从路上开始写的。我也一样。

对路上的点滴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时比目的地的风景还清楚。我甚至还记得在路上时我在想些什么。就在眼下这一次旅行的途中，我一直惦记着三年前，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条铁路线旁边的售货机里掏出来的糖球。这些机器就安置在铁路车站上，大大的圆玻璃罩，球的颜色十分鲜艳，即使色盲也能看出它们是甜的。

鲜艳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往往有剧毒，我对它们一向视而不见，但那天，等了三十分钟火车后，耗尽的耐心早就转化为好奇心了。我决定跟大玻璃罩子做次交易。

车站上什么都没有，除我之外只有两个乘客，其中一个是位正统派犹太教徒，他端着一本小书，面朝墙壁默读，身体一屈一屈，黑袍下面露出几根晃荡的黑布带。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时，我的反应是低下头躲开，我有点害怕在他们神秘的目光下现出原形。

后来就不怕了，因为我发现，游客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之中占着优势：总是这些一身黑的人佯装若无其事匆匆而过，仿佛他们是客人，我们才是主人。这跟我在阿拉伯城市的见闻截然相反。以色列有几座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城市：在拿撒勒，在阿卡，我遇到的阿拉伯面孔的孩子没有不会尖叫的，那些大黑眸子忽闪忽闪的阿拉伯姑娘一看见相机就猛扑上来，在离你一尺远的地方站住等你拍照。起初我受宠若惊，后来习惯了，反而怀念起那些谦卑大度的犹太教徒了。

我走向那台糖球机，从兜里找出一个一谢克尔（以色列货币单位）的硬币，小心塞进了玻璃罩下面的一根币槽里，指望彩色小球转动起来，在玻璃罩里上下飞舞，然后渐慢，最后咔嗒一响，就像电视里彩票摇奖一样，一个球从滑槽里脱颖而出。

但是我错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滑槽的旁边有一个活门，捅开后，我发现那里并没有糖球；大机器还处在沉睡状态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把硬币还给我。

我疑心这是个骗局，因为首先，玻璃罩颜色发灰，肯定许多年没人碰过，里面的糖球表面好像已经氧化，机器也很旧，金属暗淡无光；其次，投币感觉滞涩，而且没有让硬币滑下去的旋钮设置。总之，整件事像是在利用等车人的无聊心理。

我感到有一股陌生的气场在逼近。是那位犹太教徒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现在我看清了他的长相：他戴一副银边眼镜，眉毛和胡子都是金黄色，脸红扑扑的，打着锥子旋的鬓角耷拉在两耳边。他的神态非常友好，但绝不热情，看不出任何想跟你合影或者交换名片的意思。

“What happened?”他问，大黑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。

“你看，它不好使了。”我尽量让他感到我的语气里生气多于忧伤。

他走过来，推开活门看了看，蜷着四指蹭蹭胡子，然后，全无预兆地，抡圆了往玻璃罩上掴了一巴掌。罩子里的糖球好像战栗了一下，我觉得自己脸上都疼。

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，扭头看我，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：我瞧见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，跟我从玻璃罩里看到的一样大小。可能刚才在滚下来之前悄没声地卡了一下。

“哦，谢谢。”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已经被表情出卖了，“对不起我错怪它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教徒说。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：

“我们是不会错的。”

他甩一下手就踅开去了，那几根黑布带继续在袍摆下晃荡着，他后脑勺上的黑发边缘修得特别齐整，步子稳得好像走在真空里。